热点在线丨全球生态危机的多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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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提出的“人新世”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人新世”意在强调人类进入了“全新世”之后最新的地质时代，成为决定地球未来的关键性力量。

随后，全球学者就行星尺度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变迁的历时性关系，展开了愈益广泛且深入的争论，以期更新人类对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及其走向的思考与阐释。尽管围绕新地质时代起点的象征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过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18—19世纪煤炭成为核心能源的工业革命、1945年后核能的应用以及全球环境变迁的大加速等观点，并且争论不休，但都基本同意“人新世”是一种解释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有效叙事。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反思“人新世”学说的局限性，并努力寻找替代性概念，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于是，“资新世”“种植园新世”“经济新世”“技术新世”“废新世”等替代性称谓层出不穷。这些新术语虽然并未推翻“人新世”学说的基本推论——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地质的重要力量，却有力地批评了“人新世”学说对种族、阶级、性别、帝国、资本等社会关系要素的忽视。

其中，欧洲环境史学者马可·阿米埃罗新近提出的“废新世”概念，可谓独辟蹊径。他在2021年出版的新作《废新世：全球垃圾场的故事》中，基于社会差异和环境正义的视角，从社会—生态关系之无处不在、无时或缺的废弃化过程入手，将“人新世”具象为“废新世”，呼吁学界从另一种视角重新理解全球生态危机，进而形成新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公共实践。在其看来，“废新世”的核心不仅是遍布的实体废弃物，而且是整个行星尺度的废弃关系。废弃关系创造了被废弃的人与地方，尤其人为地造成有价值/无价值、清洁/污染、废弃/共容、施害/受害的二元区隔。由此看来，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并不是二氧化碳排放，而是产生二氧化碳的社会—生态关系，而此类关系始终镶嵌在阶级、种族、性别、帝国等不同社会语境之中。由此出发，路易斯安那州癌症巷的化学工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纽约和那不勒斯等地工人阶级的母亲及其孩子、美国南部黑人工人阶级社区以及位于“全球南方”的大量人口，都是因全球资本而牺牲的“被废弃之人”。他们因贫困、肮脏、疾病被驱逐出贵族林荫道和中产阶级街区，用自己的身体消化了全球电子和化工产业所留下的废弃物。这些被废弃之人所生活的地方，也成了被全球资本主义驯化的“废墟”。

显然，“废新世”概念直接抨击了“人新世”去政治化的环境想象。它指出“人新世”学说的矛盾之处：一边是人类活动造成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并亟须出台相应的治理措施，一边是无差别的、具有泛化危险的“人”似乎在暗示所有人类要为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承担相同的责任。为了批判并克服“人新世”学说中模糊不清的“人”的内涵，阿米埃罗通过意大利大坝之灾、美国南部癌症巷、加纳垃圾场、巴西采矿业等案例，清晰地呈现了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社会—生态关系，并记录了存活于“废新世”之中的鲜活个体的生命史。“全球北方”的人类活动既给地质环境带来了数之不尽的碳沉积物、放射性核元素和微塑料等废弃物质，打造了一个“巨型全球垃圾场”，同时也在紧密互联的人类之网中撕开了裂口，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时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最终引发了世界各地民众追求环境正义的斗争。可以说，“废新世”概念宛如一把锋利的思想之刃，可以穿透“人新世”学说含混不清的理论迷雾，直面被全球资本主义所遮蔽和掩盖的残酷现实。

与其相类似的“资新世”（或译“资本世”）一样，“废新世”将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缺陷，将“废新世”的普遍景观视为资本主义的恶果、经济管理效率低下的“环境”产物。“资新世”的倡导者是美国学者杰森·摩尔。他将全球生态危机追溯至1492年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并提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组织自然的全新方式，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将人与自然皆变为廉价的资源。在此基础上，阿米埃罗的“废新世”概念则巧妙地聚焦于资本主义带来的污染及其对多物种生命的侵犯，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价值规律下贬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价值的荒谬逻辑，阐明了生态极限正是资本主义存在局限性的核心论据。此类观点的提出是对近来复兴的意大利政治生态学辩论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参与。政治生态学自20世纪后半叶兴起并发展，侧重关注环境危机中的代际公平问题和社会变革性力量。“废新世”概念从废物转移、资源开采、灾害发生、生态退化等具体问题入手，展现了全球、国家、地方三个不同空间维度上的社会—生态关系。1963年意大利瓦伊昂大坝之灾和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小镇跨国化工厂爆炸案，更是直接说明了废弃化的逻辑和手段——先将灾难视为偶然的结果，压制灾难背后的资本主义诱因，以“共同利益”为名牺牲某些生命与地方，将关于灾难的历史记忆抹去，最终摒弃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经验。

共同化是“废新世”理论的另一核心，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新世”概念最关键的特征。如果说此前诸多“新世”概念乃至整个环境人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空白，那么阿米埃罗所坚称的“共同化”无疑提供了一种更加务实的、可操作的集体实践策略。既然不公正的社会—生态关系造就了全球垃圾场和大量被废弃者，那么只有通过社会群体的自我组织和团结互助等方式才能打破这种废弃化逻辑。不过，值得反思的是，如果共同化的基础是价值与无价值、清洁与污染、废弃与共容、施害与受害的二元对立，那么是否还有可能超越“被废弃者”同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团结互助力量？或许，趋向多元的对话和协商才能更好地加强危机时刻合作的可持续性，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当前全球生态危机。

毫无疑问，目前“废新世”理论中的“我们”仍然以人类中心为视角，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其他非人类生物也难逃厄运。事实上，废弃化和他者化的逻辑，既影响着那些暴露在有毒废弃物危害下的劳工，也作用于受毒性扩散影响的非人类物种。在一定意义上，动物与垃圾之间的相关性比人与动物之间更大。以牛为例，无论是加纳电子垃圾场上的牛，还是印度城市垃圾堆里吃塑料的“塑料牛”，它们都深受“废新世”人类制造的化学垃圾影响。尤其是作为支撑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牛肉出口市场根基的印度牛，有的因长期吃人类残余垃圾和无法消化的塑料而死亡，有的甚至通过国际肉类交易市场将人类制造的垃圾重新还给人类。如此具有讽刺意义的物质循环，无疑是“废新世”的真实写照。

总之，从“人新世”到“废新世”的理论转换，反映了全球环境人文学界反思当前生态危机的多元路径。聚焦废弃式社会—生态关系的“废新世”理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前全球规模的生态危机之根源以及相应的可能自救路径。此类学说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也颇有启示。我国自2017年宣布拒绝“洋垃圾”入境，打断了全球垃圾流动的链条，也及时叫停了全球资本主义给我国带来的环境负担。近年来，全球极端气候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资源消耗迅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时代之需、国际共识。由此，构建全球环境正义必然成为未来全球环境治理无法回避的关键议题。

（作者：吴羚靖 夏明方，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生态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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